潘汉年子女 潘汉年子女近况 潘汉年为什么见汪精卫是怎么死的

  今年是中共情报系统传奇人物潘汉年诞辰110周年。潘氏早年从事新文学创作, 潘汉年同志安眠于上海福寿园毓秀园!潘汉年为什么见汪精卫是怎么死的,潘汉年子女近况!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捕,直接原因是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隐瞒12 年,没有向组织汇报。抓捕潘汉年,不仅出乎潘的意料,“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潘汉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旧话重提:“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

  短短两次讲话,内含十个杀字。

  但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毛泽东轻易放过了潘汉年。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他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每个月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虽说头上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的天地,可以进城探亲访友。不知道毛有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潘甚至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

  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潘汉年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仅史料缺乏,当事人也大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对“潘汉年案”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解释。

  潘汉年(1906年1月18日-1977年4月14日),江苏宜兴归径乡陆平村人,中共著名特工,作家,蒙冤而死,是一个传奇人物。

  潘汉年父潘莘臣,开私塾,一度被选为宜兴县议员。潘汉年早年在和桥镇彭城中学和武进县延陵公学读中学。1924年秋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1925年闯吉林癫痫病较好的医院在哪上海,任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并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参加创造社,1925年夏参加中共,1926年底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邀请赴南昌编辑《革命军日报》,后任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国共分裂后,赴上海,任“江苏省委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1928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1933年夏,离沪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他与陈云先后离开长征队伍赴上海,以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8月他和陈云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任中共代表与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

  潘汉年董慧合影

  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撤往香港。1938年9月,潘汉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9年赴港从事情报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与陈云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在1944年四月侵华日军增兵五十万攻击中国的一号作战计划,潘提早侦知获得珍贵情报,让延安方面几乎未受日军攻击,贡献延安至巨。

  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开始着手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潘汉年与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到达南京后,希望与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结果竟遭到汪精卫的拒绝。

  抗战期间,潘汉年发动情报人员,查知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原先也是中共党员,但他后来被捕叛变成为汪伪特工头目,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窟就是他一手操作的。他深知汪伪政权不稳固,于是四面观望,左右逢源。在潘汉年反复劝导下,李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详细介绍了敌伪清乡部署情况。潘与汪精卫会面就是在李士群安排下进行的。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

  汪精卫视察伪军部队

  然而,潘汉年与日军与汪伪的接触,背后是否得到中共中央授意尚有争论。但以中共组织的纪律严明,个人服从中央的一惯做法,潘汉年的为什么癫痫病总是在睡觉的时候发作?行动,包括他与汪精卫的会面,如果没有延安中央的批准,似乎解释不通。但这一事件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1955年3月15日夜,潘汉年乘北上列车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4月2日向陈毅谈了当年会见汪精卫一事。不想在4月3日他遭毛泽东下令秘密逮捕。196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308。)

  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时,才真相大白。他当年的主要“罪状”是:

  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向谢觉哉院长汇报。

  谢老听完汇报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

  谢老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南昌都有哪些专业的癫痫医院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谢老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我想,谢老所说的“重大机密”,恐怕才是监禁潘汉年的关键原因。而潘汉年的不识趣,在于他主动把当年的做法向旁人说出来。那种“机密”还能说吗?它只能被永远埋进历史,不能开封,如果想要保持组织与领导人的永远光荣正确。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刑后不久,潘汉年被“假释”出狱。夫人董慧比他早出狱一年,这对患难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们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田河农场劳动,但可以种花、钓鱼,可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们怕连累别人,一直没有进城。董慧在农场植棉,专心研究植棉技术,她的双手磨破了皮,磨出了血,但她从不吭声。对妻子的举动,潘汉年十分理解,这么多年的监禁生活,妻子有多少话语要向人倾诉,但看到丈夫的苦痛,她不愿再去加深他的痛苦。她只有借种棉花来医治内心的创伤。

  1975年5月,潘汉年终于走出秦城监狱,董慧也随着出狱。他俩被发配到湖南劳改农场,在那里,潘汉年夫妇度过了最后岁月。潘汉年已近七旬,多年折磨使他患了多种疾病,基本上失去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1977年4月14日,因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潘汉年终于含冤病逝,终年71岁。他在临终前没留下任何遗言。

  2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葬场火化,骨灰被埋放在长沙市火葬场金盆岭西侧半山腰墓地。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碑号:77―625。”

  两年后的1979年2月24日,董慧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故于农场职工医院。

  1981年3月,中纪委开始对此案进行复查。经过一年零5两岁宝宝睡觉突然抽搐是什么原因?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潘汉年被平反以后,社会反响特别大。这么多年来,关于潘汉年的文章、书籍甚至电视剧层出不穷。“潘案”也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热点。有的人说潘汉年案是某人一手炮制的,有的人说是那个人罗织的,口诛笔伐,受指责的人很多。最高人民法院也没少挨骂。作为当年潘汉年案的审判人员,我们也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1996年,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曾汉周,正好碰上了高法的老副院长王怀安。那时候正在播《潘汉年》的电视剧,我们也谈到了潘汉年案的问题。王老长叹后说了一句:“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

  王老的话,让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曾汉周无奈地说:“我们是奉命办案,没有办法。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不知深浅地说了句:“周总理都救不了潘汉年,又有谁救得了?”王老是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任命的由沈钧儒等17人组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是1979年返回司法部工作的,没有亲身经历,感受也不深。所以我们就谈了当年审判前后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这时在一旁的曾汉周夫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不写出来,将来还有谁知道,谁能说得清楚?”大家听了之后,都陷入沉默,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此后,曾汉周多次和我谈起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的错判,教训太深刻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让外界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也对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丁汾的思想负担更重,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从事审判工作,一向谨慎,最怕判错案子,冤枉好人。这辈子记不清办了多少案件,扪心自问还是个称职的审判员,唯独潘汉年案做了违心的审判,一世清明,毁于潘汉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和曾汉周都觉得,我们当年是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把问题说清楚。但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所以寄希望于我。丁汾病危期间,还念念不忘此事,她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潘汉年案的审判真相写出来,让世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今,他们俩都已经不在人世,我想我更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心愿。人治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我们从潘汉年案得出的基本教训,而结束人治,真正实现法治,是我们法律人矢志追求的目标。